【唐代】杜牧
⑴折戟：折断的戟。戟，古代兵器。
⑵销：销蚀。
⑶将：拿起。
⑷磨洗：磨光洗净。
⑸认前朝：认出戟是东吴破曹时的遗物。
⑹东风：指火烧赤壁事
⑺周郎：指周瑜，字公瑾，年轻时即有才名，人乎周郎。后任吴军大都督。
⑻铜雀：即铜雀台，曹操在今河北省临漳县建造的一座楼台，楼顶里有大铜雀，台上住姬妾歌妓，是曹操暮年行乐处。
⑼二乔：东吴乔公的两个女儿，一嫁前国主孙策（孙权兄），称大乔，一嫁军事统帅周瑜，称小乔，合称“二乔”。 [3-4]
一支折断了的铁戟沉没在水底沙中还没有销蚀掉，经过自己又磨又洗发现这是当年赤壁之战的遗物。假如东风不给周瑜以方便，结局恐怕是曹操取胜，二乔被关进铜雀台了。 [1]
这首诗是诗人经过赤壁（今湖北省武昌县西南赤矶山）这个著名的古战场，有感于三国时代的英雄成败而写下的。发生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十月的赤壁之战，是对三国鼎立的历史形势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一次重大战役。其结果是孙、刘联军击败了曹军，而三十四岁的孙吴军统帅周瑜，乃是这次战役中的头号风云人物。诗人观赏了古战场的遗物，对赤壁之战发表了独特的看法，有感而作。 [5]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这两句意为折断的战戟沉在泥沙中并未被销蚀，自己将它磨洗后认出是前朝遗物。在这里，这两句描写看似平淡实为不平。沙里沉埋着断戟，点出了此地曾有过历史风云。战戟折断沉沙却未被销蚀，暗含着岁月流逝而物是人非之感。正是由于发现了这一件沉埋江底六百多年，锈迹斑斑的“折戟”，使得诗人思绪万千，因此他要磨洗干净出来辨认一番，发现原来是赤壁之战遗留下来的兵器。这样前朝的遗物又进一步引发作者浮想联翩的思绪，为后文抒怀作了很好的铺垫。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后两句久为人们所传诵的佳句，意为倘若当年东风不帮助周瑜的话，那么铜雀台就会深深地锁住东吴二乔了。这里涉及到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在赤壁战役中，周瑜主要是用火攻战胜了数量上远远超过己方的敌人，而其能用火攻则是因为在决战的时刻，恰好刮起了强劲的东风，所以诗人评论这次战争成败的原因，只选择当时的胜利者—周郎和他倚以致胜的因素—东风来写，而且因为这次胜利的关键，最后不能不归到东风，所以又将东风放在更主要的地位上。但他并不从正面来描摹东风如何帮助周郎取得了胜利，却从反面落笔：假使这次东风不给周郎以方便，那么，胜败双方就要易位，历史形势将完全改观。因此，接着就写出假想中曹军胜利，孙、刘失败之后的局面。但又不直接铺叙政治军事情势的变迁，而只间接地描绘两个东吴著名美女将要承受的命运。如果曹操成了胜利者，那么，大乔和小乔就必然要被抢去，关在铜雀台上，以供他享受了。这里的铜雀台，就表现了曹操风流的一面，又言“春深”更加深了风流韵味，最后再用一个“锁”字，进一步突显其金屋藏娇之意。把硝烟弥漫的战争胜负写得很是蕴藉。
诗中的大乔、二乔两位女子，并不是平常的人物，而是属于东吴统治阶级中最高阶层的贵妇人。大乔是东吴前国主孙策的夫人，当时国主孙权的亲嫂，小乔则是正在带领东吴全部水陆兵马和曹操决一死战的军事统帅周瑜的夫人。她们虽与这次战役并无关系，但她们的身分和地位，代表着东吴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尊严。东吴不亡，她们决不可能归于曹操；连她们都受到凌辱，则东吴社稷和生灵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诗人用“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样一句诗来描写在“东风不与周郎便”的情况之下，曹操胜利后的骄恣和东吴失败后的屈辱，正是极其有力的反跌，不独以美人衬托英雄，与上句周郎互相辉映，显得更有情致而已。诗的创作必须用形象思维，而形象性的语言则是形象思维的直接现实。用形象思维观察生活，别出心裁地反映生活，乃是诗的生命。杜牧在此诗里，通过“铜雀春深”这一富于形象性的诗句，即小见大，这正是他在艺术处理上独特的成功之处。另外，此诗过分强调东风的作用，又不从正面歌颂周瑜的胜利，却从反面假想其失败。杜牧通晓政治军事，对当时中央与藩镇、汉族与吐蕃的斗争形势，有相当清楚的了解，并曾经向朝廷提出过一些有益的建议。如果说，孟轲在战国时代就已经知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原则，而杜牧却还把周瑜在赤壁战役中的巨大胜利，完全归之于偶然的东风，这是很难想象的。他之所以这样地写，恐怕用意还在于自负知兵，借史事以吐其胸中抑郁不平之气。其中也暗含有阮籍登广武战场时所发出的“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那种慨叹在内，不过出语非常隐约，不容易看出。 [5][4]
许顗《彦周诗话》：“杜牧之作《赤壁》诗······意谓赤壁不能纵火，为曹公夺二乔置之铜雀台上也。孙氏霸业，系此一战。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问，只恐被捉了二乔，可见措大不识好恶。”
纪昀等《四库提要》：“（许顗）讥杜牧《赤壁》诗为不说社稷存亡，惟说二乔，不知大乔乃孙策妇，小乔为周瑜妇，二人入魏，即吴亡可知。此诗人不欲质言，故变其词耳。
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牧之之意，正谓幸而成功，几乎家国不保。”
王尧衢《古唐诗合解》：“杜牧精于兵法，此诗似有不足周郎处。” [5]
杜牧(803年-约852年)唐代著名诗人，汉族，字牧之，号樊川居士，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孙。唐文宗大和二年进士，授宏文馆校书郎。后赴江西观察使幕，转淮南节度使幕，又入观察使幕。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司勋员外郎，黄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职，最终官至中书舍人。晚唐杰出诗人，尤以七言绝句著称。擅长文赋，其《阿房宫赋》为后世传诵。注重军事，写下了不少军事论文，还曾注释《孙子》。有《樊川文集》二十卷传世，为其外甥裴延翰所编，其中诗四卷。又有宋人补编的《樊川外集》和《樊川别集》各一卷。晚年居住在长安城南的樊川别墅，后人称他“樊川先生”、“杜樊川”。 《全唐诗》收杜牧诗八卷。他的《清明》十分有名。杜牧工诗、赋、文、辞，而以诗歌创作成就最大，在晚唐诗坛独树一帜，是晚唐著名作家。他的散文以议论见长，气势纵横，敢于论列军国大事，指陈时弊，具有较强的现实性，继承了韩、柳派古文家的优良传统。他的诗意境清新，风格豪健俊爽，在晚唐轻浮艳丽的文坛上独树一帜。后人因称他才华横溢，为“小杜”，以继杜甫；又和李商隐并称为“小李杜”。
